凯在大坝住了三天。三天里，她像影子一样跟着顾淼。他去行政楼后面的空地看塔里克修枪，她跟在后面，不说话，只看。他去大坝北端检查那条沟和那些炸药，她也跟在后面，蹲下来，用手指摸了摸木桩的尖，站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土，不说话。他回值班室坐下，她就靠在门口的门框上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看着窗外。她不问问题，不发表意见，不写报告。她只是看。顾淼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，也不知道她会怎么写进那份给霍克上校的报告里。他只知道她的眼睛很沉，像两杯浓茶，茶底有火在烧。
第三天傍晚，太阳从峡谷的西边落下去，橙红色的光照在大坝上，照在乌姆河上。顾淼站在大坝的南端，看着下游的方向。乌姆村的炊烟升起来，白的，很轻，很淡，像一个人在呼吸。水泵的声音从井台那边传过来，嗡嗡嗡的，很稳，像一颗心脏在跳。凯站在他旁边，也看着下游。她看了很久，然后开口了。
“明天，”她说，“罗伊要给你看膝盖。”
顾淼转过头，看着她。她的侧脸被夕阳照成了金色，颧骨很高，下巴很尖，马尾扎得很紧，拉得额头的皮肤绷得发亮。
“不用。”顾淼说。
“你用。”凯说，声音不大，但很硬，像一块石头砸在另一块石头上，“罗伊是医生。他说你的膝盖如果不处理，撑不过一个月。不是撑不过打仗，是撑不过走路。”她停了一下，转过头，看着他。她的深棕色眼睛在夕阳里变成了黑色，很深，像两口井。“你死了，谁给那些人看病？”
顾淼看着她，没有说话。他想起红狼说过类似的话——“你救人的本事不用我教。”他想起卢娜·金说过——“你是医生。”他想起贾马尔说过——“我学会了怎么打仗，现在我要学习怎么救人。”现在又来了一个人。一个不说话的人，一个只看不说的军医，一个在无国界医生组织干了八年、从南苏丹到也门到叙利亚、在炮火中做完手术的人。他要看他的膝盖。他看了三天，看了他的右膝，看了他走路的样子，看了他站起来的姿势，看了他把重心放在左腿上的习惯。他看了三天，没有说一句话。现在他要说了。
“他在哪？”顾淼问。
“维修车间。”凯说，“他在等你。”
顾淼转过身，往大坝的台阶走。右膝每一步都在疼，左肋每一次呼吸都在扯，肺里的哨音响得像一个人在唱歌。他走得很慢，但没有停。凯跟在后面，脚步声很重，很有力，像一个人在踩实脚下的路。他们走下台阶，走过那条通往北边的小路，走到行政楼后面的空地上。塔里克不在，枪不在，法蒂玛不在。空地上没有人，只有风，只有从乌姆河那边飘过来的水汽的味道。维修车间的门开着，灯亮着，昏黄的光从门口漏出来，照在地上，像一滩水。
顾淼走进去。罗伊坐在铁桌子旁边，面前摆着一盏日光灯，灯管是新换的，很亮，照得车间像一间手术室。桌子上铺着一块白布，不是法蒂玛带来的那种白布，是干净的、没有折痕的、叠得整整齐齐的白布。白布上放着几样东西——一卷绷带，一小瓶碘伏，一把剪刀，一包棉签，还有一样东西顾淼没见过。那是一个黑色的塑料盒子，不大，比火柴盒大一点，上面有一个盖子，盖子上刻着一个红色的十字。罗伊打开盖子，从里面拿出一样东西。是一支注射器，不是普通的注射器，是很细的那种，针头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。他把注射器举起来，对着灯光看了看，然后放在白布上。
“坐下。”罗伊说。他的声音很低，很轻，像风吹过干枯的河床。他没有看顾淼，他看着白布上的那些东西，一样一样地检查，绷带够不够长，碘伏够不够多，剪刀够不够快。他检查了大概一分钟，然后抬起头，看着顾淼。那双沉得像石头一样的眼睛里有一种顾淼没见过的东西。不是冷漠，不是关心，是那种“我知道你在疼，但我不会问你疼不疼”的东西。
顾淼走过去，坐在铁椅子上。椅子是铁的，很凉，坐上去的时候发出一声嘎吱，像一个在叹气的人。他把右腿伸首，裤腿卷到膝盖以上。绷带缠了三层，最外面那层己经脏了，沾着灰和机油。罗伊蹲下来，开始拆绷带。他拆得很慢，很仔细，一圈一圈地绕开，每拆一圈就停下来看一眼。绷带拆到最后的时候，最里面那层己经和皮肤粘在一起了，血和绷带干了之后结成一层硬壳。罗伊没有撕，他拿起剪刀，沿着绷带的边缘慢慢地剪，剪得很轻，像在做一台精细的手术。他把最后一层绷带揭开的时候，顾淼的膝盖露出来了。肿得很厉害，膝盖上方的皮肤绷得像一面鼓，发亮，发紫，紫到发黑。罗伊看了很久，没有说话。他把手放在膝盖上方的皮肤上，轻轻地按了一下。顾淼的腿抖了一下。不是疼，是反射。罗伊把手收回去，看着自己的手指。手指上没有血，没有脓，什么都没有。但他看了很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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