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滋啦——滋啦——”
大喇叭里的戏曲声像是被砂纸磨过一样，尖锐刺耳，夹杂着电流声，硬生生地往人脑仁里钻。
赵红梅猛地睁开眼，脑子里嗡嗡作响。她下意识地伸手去摸床头柜上的降压药，手却落了个空，摸到的是一床硬邦邦又有些潮湿的粗布棉被。
眼前的景象让她心里猛地一惊。
不是那个住了几十年的阴暗养老院单间，也不是那张吱呀乱叫的铁架子床。
映入眼帘的，是糊着报纸的顶棚，墙上挂着那个老式的红双喜脸盆架，上面还搭着两条半旧不新的毛巾。窗户纸破了个洞，深秋的冷风正呼呼地往里灌。
这是哪？
还没等她回过神，门帘子被人猛地一把掀开，一股冷风夹杂着浓重的旱烟味扑面而来。
“还睡！你是死人啊？外面都乱成一锅粥了，你还有心思在屋里躲清闲！”
一个穿着深蓝色偏襟大褂的小老太太冲了进来，指着赵红梅的鼻子就开始骂。那张脸，哪怕化成灰赵红梅也认得——这是她那刻薄了一辈子的婆婆，李桂兰。
只是眼前的李桂兰，头发虽然花白，但精神头足得很，还没以后瘫在床上让人伺候时的那种死气沉沉。
赵红梅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。手背光滑，虽然有些粗糙，但没有老年斑，更没有那层皱巴巴的死皮。
她这是……回去了？回到了年轻的时候？
外面的喧闹声越来越大，小孩的哭闹声、大人的吆喝声、还有那种农村办席特有的碗盘碰撞声，乱哄哄地搅在一起。
“我不活了呀！这日子没法过了！”李桂兰骂完赵红梅，一屁股坐在堂屋的门槛上，拍着大腿就开始嚎，“花钱请的什么破厨子，这是要逼死我们秦家啊！”
赵红梅脑子里像是有道闪电划过。
1988年，深秋。这一天，是二房堂哥家的小侄子办满月酒。按照规矩，秦家这一房也得出力，酒席就摆在两家共用的那个大院子里。
前世，这一天是赵红梅噩梦的开始。
那天掌勺的厨子王大胖坐地起价，嫌弃秦家备的菜太次，非要加二十块钱才肯下锅。秦家那时候穷得叮当响，哪拿得出二十块？
两边僵持着，最后宴席延误，亲戚们饿着肚子骂娘，菜也没做熟，那是夹生的夹生，咸死的咸死。
秦家成了全村的笑话。婆婆把气全撒在她这个新进门的媳妇身上，说是她命硬克家里，丈夫秦刚窝囊地蹲在墙角抽烟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
从那天起，她在秦家就没抬起过头，受了一辈子的气。
赵红梅深吸了一口气，肺里吸进的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燃煤味和冷冽的空气。她掀开被子，也没理会坐在地上干嚎的李桂兰，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。
院子里搭着蓝色的防雨布棚子，风一吹，“哗啦哗啦”首响。十几张八仙桌摆得挤挤挨挨，地上全是瓜子皮和烟头，踩上去软绵绵的。
最显眼的是院子正中央搭的那口简易灶台。
一个满脸横肉、肚子在那油腻腻的围裙下高高挺起的男人，正大马金刀地坐在一条长凳上。他手里夹着根烟，两条腿抖得跟筛糠似的，一脸的无赖相。
这就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厨子，王大胖。
在他面前，秦刚那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，此刻正弓着腰，手里拿着一包两毛钱的“经济”烟，赔着笑脸递过去：“王师傅，您消消气。这吉时马上就到了，亲戚们都坐下了，咱能不能先把火生起来？钱的事……咱回头好商量。”
“商量个屁！”王大胖把手一挥，首接打掉了秦刚递过来的烟。
那烟掉在满是泥水的地上，瞬间湿透了。
秦刚愣了一下，想去捡，又觉得丢人，手僵在半空，脸涨成了猪肝色。周围坐着嗑瓜子的亲戚们发出一阵哄笑声，那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嘲弄。
“秦刚，你别跟我来这套。”王大胖吐了一口烟圈，用那根夹着烟的手指头指着旁边案板上的一堆东西，“你自己瞅瞅，这都备的什么玩意儿？猪大肠、猪肺、猪血……还有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下脚料。”
“你让我拿这喂狗的东西做席面？传出去我还混不混了？想让我动手也行，再加二十块！不然这围裙我立马摘了走人！”
“二十块……”秦刚的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，声音发虚，“这也太多了，之前不是说好了十块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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